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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大年對西方史學思想的認識與評論

    2021-03-31

    內容提要:在同輩學者中,劉大年的學術眼界較為開闊,他重視史學理論的探討,且對西方現代史學理論多有關注。在強調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歷史之同時,他對西方現代史學各流派中的合理因素并不拒斥,而是具體分析,倡導批判地吸納,為我所用。這種理性的態度有益于新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豐富和發展。

      關 鍵 詞:劉大年/西方現代史學/認識與評論

      作者簡介:梁艷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作為著名的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劉大年具有較為開闊的學術眼光。他重視史學理論的探討,指出“以前我們多半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代替歷史學理論?!环矫媸е谔M窄,縮小了它本來的廣泛意義;一方面又失之于太寬泛,似乎有了它,歷史學具體的理論研究、專門知識就可以不必要了。歷史學理所當然要有自己的專門理論”。①他對于西方現代史學有一定了解,其著述常引用西方各家史學理論,且把握準確,這在同時代的中國史學家中并不多見。由于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武器,他對于現代西方史學的利弊得失往往有獨到體認,其批評往往切中肯綮。系統梳理劉大年對于西方史學的認識和評論,當能增進我們對形形色色、瑕瑜互見的西方史學理論的了解,從而以更為理性的態度,正視其得失,汲取其優長,對于中國史學的健康發展或不無裨益。

      西方史學經過長期發展積累,在19世紀70年代逐漸形成獨立的現代學科形態。二戰以后,科學技術迅猛發展,“技術中心論”“技術決定論”,用科學技術水平去衡量、說明歷史的一切蔚為潮流。這種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史學界得到了一定回應,不少學者倡議將自然科學的“新三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突變論)與“老三論”(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引進史學研究,并期望以之為主導,克服“史學危機”,匡救馬克思主義之不足。劉大年注意到這股潮流,在1983年撰文強調,歷史唯物主義整個學說體系不但建筑在人類社會歷史知識的基礎上,也建筑在自然科學成就的基礎上,但是馬克思從來不認為可以自然科學方法為指導來研究社會歷史?!白匀豢茖W的成就我們必須充分注意,一切科學的方法我們都應當采用,但必須要和‘技術決定論’、‘技術中心論’等各種否定修改階級分析論的主張嚴格區分開來。人們要是決心引用系統論、控制論等,不是作為手段,而是作為思想指導來研究歷史,證明這并不是幻想,當然是可以的。不過也可以確信,那不是在歷史學之中,而是在歷史學之外談論歷史,把歷史由科學變為工藝概念、結構的游戲,或者用‘工藝學’代替歷史學?!雹?/span>

      1985年,劉大年撰文專門探討歷史學的理論建設問題?!凹夹g中心論”孤立地看待科學技術對歷史發展的推動作用,“其中既沒有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也沒有‘歷史因素’”,導致“目中無人,見物不見人”。人作為歷史主體創造自己的歷史,被當作科學技術創造人的歷史,“可是誰也無法證明,一切科學技術能夠離開人的活動、人的社會關系去自行創造出來,自行成為一個歷史的萬花筒”③。

      劉大年對“技術決定論”的旗幟鮮明的批評并不等于對自然科學方法的排斥。相反,他認為,歷史研究者需要克服知識老化,加速知識更新,尤其“需要必備的自然科學知識。缺少了自然科學知識,是一個弱點。而且從博大精深去要求,只有一般自然科學知識還很不夠”?!皻v史研究,特別是歷史學理論研究,應該給自己提出這樣的任務:用最新的科學成就和最現代化的手段,充實、發展歷史唯物主義,裝備科學的世界觀、歷史觀??朔R老化,加速知識更新,才有利于實現這個任務?!雹堋白匀豢茖W的一切成就我們必須充分注意,一切科學的方法我們都應當采用?!痹谒磥?,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地位的基礎上,將“三論”等自然科學的方法作為研究手段引進歷史研究,不失為有意義的探索。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德國、比利時有學者宣傳用異化論改造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主張用“人的斗爭”“人的革命”代替階級斗爭。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更是倡導異化史觀,將人類歷史看作人的異化與造反的永無止境的循環,認為馬克思主義學說中存在一個“人學的空場”,并宣稱要建立“歷史人學”。異化論在中國學術界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應和。異化論從抽象的、脫離社會關系的人性出發,最終不可避免地會將人類歷史歸結到人的意識、人的精神,歸結為抽象的“人”。

      劉大年認為,用人性、人的異化解釋歷史,規避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所謂人性、人的異化又是由什么決定的。⑤異化論在中國學術界的某種回響,是“世界范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的復雜斗爭”在學術上的投影?!叭耸邱R克思主義的出發點”的命題“是從費爾巴哈那里搬來的、馬克思揚棄了的、多次批判過的人性決定歷史論”。歷史唯物主義的出發點“和人性論正好相反。它不是從人的本性、本質去觀察、認識歷史,而是拋開它們,轉而從人類存在不可須臾離開的人的生產、社會聯系來觀察歷史,發現它的前進動力的”。他特別強調,馬克思所講的異化,“是以私有制為前提、為根據的,是私有制、資本主義矛盾的產物”,而并非抽象地講異化,談人性。西方學者宣揚的異化論將人的社會關系屬性人為地剝離,漠視馬克思所強調的階級事實,將整個歷史過程看作“人”的自我異化過程,“其實質是要用抽象的人道主義解釋歷史”。因此“歷史不能從人性得到解釋,相反地,人性必須由歷史來解釋。用人性、人的異化解釋歷史,就像神學史觀中用善和惡解釋歷史,儒家學說中用君子和小人解釋歷史一樣,沒有,也不可能說明任何問題”⑥。換言之,他認為歷史進程的決定力量應該存在社會關系、物質生活條件之中;而人的天性正是社會發展、歷史運動的結果,人性論、異化論是倒果為因了。

      對于蔣介石何以由堅決反對抗日轉變到抗日,一些研究強調是蔣的個人思想意志、個性起了關鍵作用。劉大年明確指出,歷史是由有思想意志的人創造的,“個人,特別是掌握極大權力的個人,他們的文化因素、思想傾向、權力欲望等,必定要對事物產生重大影響。談論歷史的人沒有哪個看不到這一點。但是個人,不管掌握多大權力的個人,他們的思想、意志、愿望,并不能最終支配歷史?!蟮刂鞔筚Y產階級當權勢力,在面臨民族滅亡大風暴、抗日救亡運動猛力沖擊下,何去何從,并不最后取決于蔣個人的態度、意志。他和所有人一樣,身不由己。不轉變,他所代表的階級利益、統治權力就有被沖垮、被變換的現實危險”。因而,“適應民族運動興起大勢,保住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掌握的統治權力,這就是蔣的內因,這個內因就是蔣的行為與民族利益和全國人民的愛國行為一致起來的內在根據,內在的實質。在涉及整個民族行程的大關節上,把統治階級的決定性步驟最后歸結為某個個人的思想意志、性格等,事情就完全失去了物質的基礎,失去了客觀的依據”⑦。

      新黑格爾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貝奈戴托·克羅齊認為,我們稱之為“非當代”史或“過去”史的歷史,“和當代史沒有任何區別。像當代史一樣,它的存在的條件是,它所述的事跡必須在歷史家心靈中回蕩”,因此,“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當代性不是某一類歷史的特征,而是一切歷史的內在特征”,“只有現代生活中的興趣方能使人去研究過去的事實”⑧。斯·貝克爾也認為,“歷史事實是以形象的形式存在某人的意識里,因此,它是現代的,是現在的一部分”,是可以隨著某人現在的意識變化的。⑨這種認識論在中國史學界也有相當大的影響。

      劉大年認為,如果從強調歷史與現實的密切關聯來看,克羅齊的理論有其獨到之處。的確,我們研究歷史的問題意識來源于現實,研究歷史的最終指向仍然是現實,賦予歷史研究時代感和使命感是一種正確的價值取向。但是,克羅齊等人的理論夸大了歷史研究的主觀性,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從根本上取消了歷史研究對象的客觀存在,“他們完全憑主觀對待歷史事物,沒有給研究問題提供任何合理的因素”⑩,其偏頗是顯而易見的。固然,面對同樣一個歷史事實,不同的研究者由于不同的視角、不同的立場,可能會“橫看成嶺側成峰”,得出殊異的結論。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歷史事實這座“山峰”的客觀存在,否則,一切都無從談起,“橫嶺側峰”的主觀認識也將無所憑依。因此,克羅齊的理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相對主義認識論的窠臼,容易導致從現實出發而隨意俯仰歷史。歷史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取消之后,歷史研究的科學性也就無所附麗了。

      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的結構主義在西方現代史學中有較大的影響。劉大年對結構主義理論也有所評析。他認為,結構主義“用模式的幫助去解釋社會關系”,“承認社會現象中的所謂‘表層結構’是可以觀察到的經驗現象”,帶有唯物傾向。結構主義將社會結構作為歷史研究的主要對象,力求克服歷史學的簡單“紀事”和“個體描述”,其理論有可資借鑒的因素。(11)但結構主義的局限也不容忽視,結構主義“不承認結構現象以外存在著社會歷史運動的客觀物質性的東西。結構變成了一切,方法變成了對象”,從而導致其合理的地方往往被湮沒。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1)結構主義者所說的結構并非獨立于人的意識之外的客觀事物,而是人類心智的產物,是先驗性的。它作為一種超階級的原始范疇,甚而凌駕于人類社會之上,有唯心的傾向。(2)結構主義關注社會生活中的普遍現象,但未能找到現象之間的本質聯系,“因此就算把所有結構都整齊劃分出來了,整個社會也不能脫離雜亂的堆積,不過由個別事件變成了結構的堆積”。(3)結構主義的原理是同時態高于歷時態,而人類社會的一切都在不停變動之中,“歷史要研究同時態,但必須從歷時態即從它的發展過程中去得到了解”(12)。

      產生于20世紀初史學危機背景下的“年鑒學派”是西方聲譽卓著的一個史學流派。呂西安·費弗爾(L.Febvre)、布洛克(Broc)和布羅代爾(Broudeur)創辦了《經濟和社會史年鑒》,注重經濟史和社會史的研究,主張“總體歷史”。劉大年高度評價其革新意義,認為年鑒學派“不僅使歷史研究的領域擴大了,而且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也跟著深入,完全有異于陳舊的歷史觀念”,“這種史觀所以保持它的影響,絕非偶然”(13),強調建立總體歷史的理念值得肯定。但是,由于他們未能找到社會整體性的真正基礎,結果往往事與愿違。劉大年以年鑒學派的經典著作——布羅代爾的《1400-1800年的物質文明與資本主義》為例進行剖析。布羅代爾將歐洲16~18世紀的猛烈向外擴張歸因于歐洲的飲食習慣,劉大年認為:“這種說法拋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把表面的東西夸大為根本的東西。人們很容易看出,它距離歷史真實何等遙遠!”因此,年鑒學派雖然“有助于打破‘個體描述’那種繁瑣主義,但反過去又陷入了一種無‘個體描述’的繁瑣主義”。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年鑒學派又有所發展,由“總體史”一變為提倡“分散史”,主張把歷史上社會的人分為宗教人、經濟人、政治人去說明解釋,提倡歷史研究局部化。劉大年指出,“綜合”與“分散”雖然形式上相互對立,但“在根本點上它們完全一致”。不管是綜合還是分散,“歷史事物中并沒有內在、統一的聯系,各種現象里不存在起決定作用的力量。一切都平列在一起,一切都可以說出彼此間的某種關系,一切又都沒有不可舍棄的關系?!鞣N現象被看做具有同等意義”,“他們都極力躲開歷史現象中最本質的、造成整個社會關系客觀體系的事物,而在綜合與分散的形式上兜圈子”,結果永遠難以找到出路。(14)

      結構主義、年鑒學派在主觀上并不反對階級劃分,但為什么他們在研究中又拒斥了階級分析的科學方法呢?劉大年分析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科學概念與現實、現象本質上是統一的,但只能最近似地統一,永遠不會絕對一致?!吧鐣巳簞澐譃殡A級,充分體現了私有制時代最根本的現實、現象,但又不足以把這個時代所有次要、局部、個別的現實、現象囊括無余”,正是概念與現實、現象的差異,使結構主義、年鑒學派陷于矛盾,最終“接受現象,拋棄本質”,用一些表面現象的、零星的現象代替事物本質,而無法給歷史以正確的解釋。(15)

      應該看到,對于年鑒學派重視社會史和經濟史研究的主張,劉大年是有批判地吸收的。他認為,中國疆域遼闊,民族眾多,各地區、各民族的發展極不平衡;中國封建社會延續時間之長、發展程度之高,堪稱舉世無雙;中國近代產生的是半資本主義。將這些因素集合起來,“完全足以自成一個典型,成為一個與西方并列的東方典型”。因此,中國社會史研究應該得到加強,“利用歷史和所有親緣科學的資料”,定能產生重大成果。(16)重視經濟史本是馬克思主義史學題中應有之義,但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史學界總體偏重重大的事件,重視戰爭、重要人物的活動,經濟史研究是近代史研究中比較薄弱的環節。劉大年在1981年明確提出,中國近代史研究應該加強近代經濟史研究。加強經濟史研究,有助于克服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環節,突破近代史研究的表面體系,不斤斤于這樣那樣的框架,做好闡述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工作。(17)這在后來被證明是頗有遠見的倡導。

      20世紀20年代西方名噪一時的哲學家斯賓格勒提出以“文化形態學”為中心的“歷史形態學”。他認為,歷史是世界上各種文化的共存或連貫,每一種文化都是獨特的、不可重復的,是與外界隔絕以及同其他文化毫無共同之處的現象,因此,他所主張的歷史分期,應當建立在文化類比的基礎上,這就是“歷史形態的方法”。劉大年認為,斯賓格勒所敘述的那些文化,“來無影,去無蹤,既沒有歷史的繼承,也排除了歷史的進步”。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史觀”經湯因比(Toynbee)的發展而燦然大備。湯因比將遠離歷史實際運動和活動的“文明”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認為文明才是人類歷史的真正載體;世界各種文明從哲學意義上來說是“同時代”的,在歷史面前,不同文明居于平等地位。這種多元文明觀,對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不失為一種突破。劉大年認為,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史學觀念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現實危機的產物,他們所進行的“文化反思”,無疑是對西方現實社會的一種批判,但其理論缺陷不容回避?!八緬侀_具體的時間、場所、事件和人物,不把某個具體的國家、民族,某個特定時代的社會生活和斗爭,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它不在具體的歷史運動之中,而在遠離歷史的九霄云外去談論歷史。因此,他所說的研究對象,本身就從來沒有構造成一種對象?!?18)他們的“文明”體系似乎無所不包,卻是建筑在“一片散沙還不如的基礎上”(19)。

      值得注意的是,劉大年也呼吁加強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但他所講的“文化”并非斯賓格勒和湯因比所說的“文化”,而是有其特定的內涵。劉大年認為,與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不同,文化史研究的對象是人們的觀念形態。他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同時,反過來文化又作用于政治和經濟。而且這種作用有時表現得比政治更頑強,更帶有持久性?!薄把芯?、論述歷史,缺少了觀念形態這個部分,就好比我們想認識某位人士,但僅僅窺見其軀干,卻不知道他的頭腦靈魂?!?20)我們不能夸大觀念形態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作用,觀念形態總是要受到物質生活環境的制約,僅僅從人的思想來說明歷史,總是“漂浮無根,落不到實處”(21)。概而言之,他所說的“文化”絕非一個無所不包的大筐,而是歷史研究的一個不容忽視的有機組成部分;他是立足于文化與經濟、政治的辯證關系來談文化的,他所倡導的文化史研究與階級分析并不矛盾,而是緊密結合、不可分割的。

      美國學者柯文所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22),通過對美國學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沖擊—反應”、“傳統—現代”與“帝國主義”三種主要模式進行批評總結,就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提出以“中國中心觀”為主導范式的新認識,突出了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中國”的歷史主體地位,“從整體意義上開始把中國史的研究方法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向人類學的區域研究方向實施轉換,也就是說,從空間意義上扭轉了設問中國歷史的方式,所以具有庫恩所說的范式變革的作用”(23)??挛乃岢摹爸袊行挠^”雖然并非一套完整和規范的解釋框架,卻在大陸學界受到不少研究者的追捧與仿效,“在中國發現歷史”成為流行的口號??挛拇藭闹形陌?98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很快售罄,2002年再版,其對中國史學界影響可見一斑。同時,因此書“對中國大陸研究近代史之成果與方法的某些值得商榷的看法,有待我國史學界作出回答”(24)。

      劉大年1990年在文章中以相當的篇幅評析“中國中心觀”。他認為:“中國主線論批駁那種以為在近代歷史舞臺上,西方扮演主動的角色,中國只扮演消極、被動的角色,以及批評殖民主義觀點的遺留,是正確的和有說服力的?!蓖瑫r他極有創見地指出:“美國學術界把他們關于近代中國與世界的爭論,叫作中國歷史‘劇情主線’的爭論。歸納起來,也就是一個西方主線決定論,一個中國主線決定論?!热粲腥艘詾槟菍α⒌膬蓷l主線,非彼即此,二者必居其一,必定使自己陷進泥坑里,無法自拔。說外國侵入不起決定作用,那等于說,中國是自己把自己變成了半殖民地,變成了被壓迫民族的。不會有人聽信如此荒唐無稽之言!說中國內部力量不起決定作用,那等于說,中國的民族獨立是外部侵略勢力開恩賜予的,而不是中國人民戰勝了所有強大敵手后所獲得的。同樣不會有人聽信如此荒唐無稽之言!”“‘中國中心觀’過于看輕了外部世界的作用,對于外部勢力深入到中國社會內部結構里面發生的毒害影響估計不足。他們的‘內部取向’觀念有的含糊不清,或者變成了陳舊的心理史觀?!?25)

      劉大年站在革命史觀的立場上對“中國中心觀”加以評論。革命史觀強調近代史研究的中國主體立場,強調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來自中國內部,這與“中國中心觀”所提倡的研究取向是契合的。但革命史觀詮釋體系中,“帝國主義”是近代中國落后屈辱歷史的根源(26),因而自然不能認同“中國中心觀”對于中國近代史上“帝國主義”因素(包括正面與負面)的淡化。正如日本學者並木賴壽所說:“對十分注重歐美及日本的殖民地主義、帝國主義因素的中國研究者來說,柯文的理論可能是一種‘內因論’,這種理論甚至還會被看成‘西方資產階級史學’觀點。因為強調外來侵略,頌揚反侵略斗爭的立場,是和把中國的現行政治體制作為革命歷史成果這一觀點相聯系的。而‘內因論’忽視外來侵略的因素,有可能導致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辯護的結果?!?27)這一點柯文早已預料:“只要中國人對西方入侵的一段經歷記憶猶新,積怨未消,就很難接受一種沖淡帝國主義在他們過去一百五十年歷史中之作用的估量?!?28)

      后來對“中國中心觀”的諸多評論,大多循著劉大年的論述思路,著眼于中國近代史的發展動因展開“內因”與“外因”之辨析。如汪熙一方面肯定柯文“把自己的理論體系建立在較精密和周全的論證上面,并以各種歷史事實加以驗證,其基礎比較扎實”,另一方面明確表示,“中國中心觀”可以稱為“內因論”,而“外因和內因這兩種取向都不能偏廢。須知19世紀中葉以后西方世界撞擊中國的大門,并以各種不平等條約為跳板侵入中國,這是歷史的事實。但是任何外來沖擊不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只有通過中國內部的因素才能起作用。中國社會內部自有其運動的規律,它必然會向前運動發展,并且最終決定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與結局”?!霸谝欢ǖ臍v史條件下,外因(在這里指西方的沖擊)也可以成為主要的一面?!x開了西方的沖擊及其影響,很多中國內部的事就無法解釋”(29)。

      西方現代史學理論名號繁多,令人眼花繚亂,而且作為西方社會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西方現代史學理論不可避免地帶有意識形態色彩。20世紀60年代初的中國史學界曾經對西方史學及其理論進行初步的研究,但立足于全盤否定,甚而流于政治批判;改革開放以后,有些人又“由于缺少理論思維的訓練和鍛煉,不免把唯心主義的、違反科學工作者的歷史觀點看作時髦貨,心向往之”,對西方史學及其理論不加具體分析,盲目追隨。

      劉大年對西方現代史學理論的分析與批評散見于他的論文,雖然未成系統,卻不乏真知灼見。在他看來,歷史唯物主義是一個開放、發展的理論體系,在新時代必須與時俱進,不斷地豐富和完善,絕不能自我封閉,停滯不前。因此,對于西方現代史學,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主導地位的前提下,劉大年提倡一種批判地加以吸納的理性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我所用。他一再指出,對于西方史學理論的探索“應當受到鼓勵”(30),“要了解、熟悉國外不同流派的學說、觀點”(31),“國外歷史學凡屬好的傳統,不管來自何方,我們同樣也要知道和加以研究”(32)。概而言之,“一要解除自我封鎖,二要分析、批判對待”(33)。198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提出創辦一個著重研究西方史學理論、方法、思潮的刊物,劉大年利用他在中國史學界的影響,予以大力支持,是年《史學理論》得以創刊,即為《史學理論研究》的前身?;蛟S有論者認為,劉大年對西方現代史學批評較多,思想偏于保守。但如果注意到當時唯西方理論學說是尚的語境,不難看出劉大年這些論述作為一種反思的現實針對性。他的這些論述未必全然精當,但足以說明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有開放的胸襟,并非自我封閉于西方現代史學潮流之外,這種理性態度在今天依然有積極意義。

      注釋:

     ?、賱⒋竽辏骸墩摎v史學理論研究》,《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趧⒋竽辏骸蛾P于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問題》,《世界歷史》1983年第4期。

     ?、蹌⒋竽辏骸墩摎v史學理論研究》,《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軇⒋竽辏骸稓v史學理論的建設問題》,《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第202頁。

     ?、輨⒋竽辏骸稓v史研究的對象問題》,《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第28頁。

     ?、迍⒋竽辏骸稓v史前進的動力問題》,《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第126、121、123、118、119、123頁。此文是在《關于歷史前進的動力問題——在太平天國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異化與歷史動力問題》(《哲學研究》1984年第4期)及《說“合力”》(《歷史研究》1987年第4期)三文基礎上改寫而成。

     ?、邉⒋竽辏骸墩瘴ㄎ镎撍伎肌?,《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2期。

     ?、嘭惸未魍小た肆_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商務印書館,1982,第1~3頁。

     ?、酑.L.Beker,“What are Historical Facts”,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3(1955):32.

     ?、鈩⒋竽辏骸稓v史研究的對象問題》,《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第30頁。

      (11)劉大年:《歷史研究的對象問題》,《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第38頁。

      (12)劉大年:《歷史研究的對象問題》,《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第39頁。

      (13)劉大年:《歷史研究的對象問題》,《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第40頁。

      (14)劉大年:《歷史研究的對象問題》,《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第48~49頁。

      (15)劉大年:《歷史研究的對象問題》,《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第91頁。

      (16)劉大年:《歷史研究的時代使命問題》,《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第168頁。

      (17)劉大年:《中國近代史研究從何處突破?》,《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第273~274頁。

      (18)劉大年:《歷史研究的對象問題》,《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第42、45頁。

      (19)帕·索羅金:《湯因比的歷史哲學》,《湯因比和歷史》論文集,1956年英文版。

      (20)劉大年:《歷史研究的時代使命問題》,《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第169頁。

      (21)劉大年:《方法論問題》,《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22頁。

      (22)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中華書局,1989。

      (23)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收入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范式問題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第298頁。

      (24)林同奇:《柯文新著〈在中國發現歷史〉評介》,《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5)劉大年:《中國近代化的道路與世界的關系》,《求是》1990年第22期。

      (26)美國學者費惟愷在20世紀60年代曾認為,將近代中國的貧困、軟弱歸咎于“帝國主義”是在國外找一個“替罪羊”。參見費惟愷《重寫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過去的解釋》,《多倫多季刊》第30卷第3期(1961年4月),第280~281頁;《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中國史學》,《美國歷史評論》第LXVI卷第2期(1961年1月),第333頁。

      (27)並木賴壽:《P.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汪婉譯,《國外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

      (28)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第209頁。

      (29)汪熙:《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取向問題——外因、內因或內外因結合》,《歷史研究》1993年第5期。

      (30)劉大年:《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問題》,《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第3頁。

      (31)劉大年:《“欲登高,必自卑”》,《史學理論》1987年第1期,第20頁。

      (32)劉大年:《歷史學理論的建設問題》,《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第201頁。

      (33)劉大年:《“欲登高,必自卑”》,《史學理論》1987年第1期,第20頁。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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